題圖：仇英《西園雅集圖》
蘇軾豁達大度的性格魅力，鮮明濃烈的人文色彩，成了蘇門的凝聚劑。一個群體的聚合，其自由度越高，凝聚力也越強。蘇門所體現的獨立的政治操守，自主的文化人格和自由表達的追求，正是蘇軾本人還主要的文化內涵，是他在我國歷史上還突出的人文意義。
——王水照
本文節選自知名學者，復旦大學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著作 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團》。
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，北宋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。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學，有其鮮明的特點。王水照先生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團》，通過分析錢幕僚佐集團、歐門進士集團、蘇門學士集團，這三個時間上前后相繼、人員上傳薪接脈的文人集團的構成、群體特點、文學活動，為人們展現了北宋的社會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長、演變的主要線索，以及北宋詩歌、散文、歌詞創作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價值。
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批評與包容
是一件很偉大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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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王水照
來源 | 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團》
蘇軾和王安石的關系是頗為復雜的。
在熙寧變法時期，他們是勢不兩立的政敵。元豐末，一個作為退職宰相，歷經宦海風云，閑居金陵；一個從九死一生的烏臺之獄脫險，嘗盡了黃州之貶種種人生況味。兩人重聚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發現彼此都是直臣賢士、人間杰才，對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們融和的紐帶。
然而到了元祐時期，蘇軾及其門人卻共同掀起一個批判王氏新學的熱潮。這是一種對思想專制、學術專制和文化專制的不滿和反抗。
王安石的新學是他變法思想的哲學基礎，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價值。宋英宗治平年間，王安石在金陵講學，一大批要求改革現狀的年輕士子受業門下，儼然形成新學學派。
與此同時，王安石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也逐漸成熟并固定化。到了宋神宗熙寧時期，他更把這一思想跟科舉改革結合起來，使之付諸實踐，而不只停留在口頭宣傳上了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其《三經新義》一變而為官方哲學，作為取士的標準答案，“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”，“獨行于世者六十年”。
這樣，他運用行政權力求得了學術見解的統一。
王安石像
這位改革家追求思想一統的新的正宗地位，以適應政治改革的需要；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歐陽修以來所開創的自由討論的風氣。他引起崇尚自由的蘇門的不滿和抨擊，是十分自然的。
熙寧年間，王安石主張以經義論策取士，罷詩賦、明經諸科，蘇軾持異議。王安石的改革貢舉科目，原是為著更好地選拔吏治實干人才，實又包含以自己的“新學”一統天下的思想統治的目的，因而在熙寧初年，蘇軾對“新學”中的偏頗已嘖有煩言。到了宋哲宗元祐時期，蘇軾更多次批評“新學”，集中在王氏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和實際作為上。
元祐元年（1086）在《答張文潛縣丞書》中，他說：
文字之衰，未有如今日者也，其源實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，未必不善也，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，顏淵之仁，子路之勇，不能以相移，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。
這封信尖銳地抨擊了王安石為文治學“好使人同己”的作風，指出這正是造成文章雷同單一、學術凋敝衰落的根本原因。蘇軾這里主要針對王氏的經學而言。
趙孟頫繪蘇軾像
在同時所作的《送人序》中，他又說：
王氏之學，正如脫槧，案其形模而出之，不待修飾而成器耳，求為桓璧彝器，其可乎？
“脫槧”，即依照同一模子而制成，千人一面，千部一腔，沒有個性，沒有特點，正是學術文化和文學藝術發展的大敵。這個比喻尖刻準確，把求同斥異的后果揭露無遺。
在反新學中，蘇軾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：多元性和多樣化是發展學術文化的必要前提。這也成了蘇門的著名門規和家法，對推動元祐文學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。
要充分認識這個原則的重大意義，不妨對比一下程朱理學家的議論。
程頤在當時說過：“今異教之害，……唯釋氏之學衍蔓迷溺至深?！辉诮袢?，釋氏卻未消理會，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?！彼f王氏新學比佛道為害更甚，大聲疾呼要加以整頓。蘇軾卻不然，他明確地說：“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?！睂ζ鋵W說內容并不一筆抹煞，只是反對他的學術專制和思想統治而已，并不是片面追求多元性和多樣化。
朱熹則明確反駁蘇軾：
“東坡云：‘荊公（王安石）之學，未嘗不善，只是不合要人同己?！羟G公之學是，使人人同己，俱入于是，何不可之有？今卻說‘未嘗不善，而不合要人同’，成何說話！”
從邏輯上說，朱熹的反駁是順理成章的，人們不能拒絕在正確思想認識基礎上的統一，應該服從真理。但朱熹的反駁只是脫離歷史具體情況的簡單推理。還是馬端臨說得好：即使王氏之書“盡善無可議”，也不應該“使天下比而同之”，這只能導致扼殺“博學詳說之功”、“深造自得之趣”的后果。在他看來，不同學術觀點的并存爭勝，這才是正?，F象，因而尖銳指責王氏之舉幾同于李斯焚書之議，揭出其思想專制的實質。他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，鞭辟入里。
朱熹這里，實又掩藏著一句潛臺詞：這位理學大師也想把自己的思想來“使人人同己”。歷史表明，“強人同己”是不少杰出人物常有的思維定式。蘇軾身居領袖地位而不強調整齊劃一，不以自己的模式來塑造門人和追隨者，這是別具識見而又超拔同儕的。
朱熹像
在北宋，王安石的“一道德”思想并非他個人的一時之見。
曾鞏說，他希求的理想境界就是“道德同而風俗一”，對“其說未嘗一，而圣人之道未嘗明”深致憂憤。程顥也希望“一道德以同俗”。呂公著也說：“學校教化，所以一道德、同風俗之原?！狈泊朔N種，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趨群求同的社會心理。因此，蘇門的批評王學，實針對一種思想傾向而言，具有相當深廣的社會意義。
蘇門是這一多元性和多樣化原則還生動的體現。作為全才，蘇軾沒有以自我為法，強令門人師范；他的門人也沒有因敬仰備至而喪失自我。蘇、黃（庭堅）以詩并稱，卻各領；蘇、秦（觀）以詞稱雄，而風韻迥異；蘇軾的散文雖于張耒等人有所影響，但也限于平易自然、流暢婉轉的宋文群體風格的范圍之內，其情性、稟賦、趣味等仍有明顯差別。
更令人稱羨的，是蘇門內部的自由評論和自由批評之風，達到了坦誠無諱、暢所欲言的還高境界。
比如，關于蘇軾革新詞風的討論和爭論，在蘇門并不鮮見：
東坡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謳，因問：“我詞比柳詞何如？”對曰：“柳郎中詞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兒，執紅牙拍板，唱‘楊柳外，曉風殘月’；學士詞須關西大漢，執鐵板，唱‘大江東去’?！惫珵橹^倒。（俞文豹《吹劍續錄》）
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（晁補之）、文潛（張耒）曰：“何如少游（秦觀）？”二人皆對云：“少游詩似小詞，先生小詞似詩?！保ā锻踔狈皆娫挕罚?/p>
這兩則宋人記載的故事，都發生在元祐時的蘇門（“玉堂”即學士院）。蘇軾要求門下之士以柳永、秦觀來比較他的詞作，反映出他潛意識中以柳、秦作為競爭的對手，也說明他力圖在當時流傳還廣的柳詞和成就還高的秦詞之外，另辟蹊徑，別開生面。蘇軾具有豁達的氣質和藝術上的寬容度量。當時的詞，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娛樂場合演唱的，常用琵琶等弦樂器伴奏，如宋翔鳳《樂府馀論》所言：“北宋所作，多付箏琶，故啴緩繁促而易流?！彼?，“幕士”的“關西大漢執鐵板”之喻，實含有戲謔婉諷意味，蘇軾卻“為之絕倒”，不以為忤。他與晁、張二人的對答應和，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討、心情舒坦的藝術氛圍。
“蘇門四學士”像。左起：黃庭堅、秦觀、晁補之、張耒。再加上陳師道、李廌，又有“蘇門六君子”之稱
蘇軾的豁達寬容，對于蘇門中在文學、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和爭論，不啻是無言的鼓勵，促使門人們在這位尊師面前更大膽地直抒己見，放言高論乃至放肆無所顧忌。例如關于“二蘇”高下的議論。蘇軾曾自謙地說過，他的詩文不及其弟。秦觀在《答傅彬老簡》中居然也說：
“老蘇（指蘇洵）先生，仆不及識其人；今中書（蘇軾）、補闕（蘇轍）二公，則仆嘗身事之矣?！袝鴩L自謂‘吾不及子由’，仆竊以為知言?！?/p>
蘇軾自稱“吾不及子由”，是在他文名已有社會定評的前提下，作為兄長的謙遜禮讓，并不會在實質上貶損自己。秦觀的直言申述，就近乎不敬了。然而，這并沒有給蘇、秦關系帶來任何陰影。蘇門的寬容性和自由度確較罕見。
從蘇軾一面來看，他常在輕松戲謔中對門人進行辯難和批評。蘇、黃（庭堅）之間，既互相敬重，也彼此指摘。黃詩以追求“不俗”、“不鄙”為旨歸，部分作品“格韻高絕”，品格上乘，但也傷于單一和單調，為蘇軾所不滿。蘇軾才情奔放，以揮灑自如、酣暢自適為藝術真諦，黃庭堅批評他“未知句法”。這些意見都耐人尋味。在談笑中見出嚴肅的藝術沉思，幽默感更有助于深刻評論的淋漓發揮，在蘇門中是隨處可見的。蘇、黃二人關于書法的互評，足資參證：
東坡嘗與山谷論書。東坡曰：‘魯直近字雖清勁，而筆勢有時太瘦，幾如樹梢掛蛇?！焦仍唬骸止滩桓逸p議，然間覺偏淺，亦甚似石壓蝦蟆?！笮?，以為深中其病。（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卷三）
對讀蘇、黃現存法帖，我們亦當會心而笑。
蘇軾作為盟主，當然還要對門下之士進行寫作指導，既盡心，又盡責。如對晁補之騷作的指點，是委托黃庭堅作為黃自己的意見“微箴之”，以免斫傷晁氏的年輕銳氣。無獨有偶，當年歐陽修勸王安石“少開廓其文，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”，也是通過曾鞏轉達的。蘇軾用心之細密周到，對友生一腔拳拳摯愛之情，千載之下，猶能感人肺腑。
蘇門這種自由品題甚或相互譏評之風，雖尖銳直率而不留芥蒂，因為它植根于蘇軾對人才的鐘愛和尊重，體現的是平等的人際關系，在某種意義上是彼此間的一種揄揚方式。蘇軾在向鮮于侁推薦人才時說：“某非私之也，為時惜才也”；他聞秦觀謝世，“為天下惜此人物，哀痛至今”。他是從“為時”“為天下”的高度而愛護、獎掖后進的。黃庭堅的詩壇地位逐漸上升，還與蘇軾相互戲謔揭短，但并不影響他對蘇軾堅執弟子之禮。
總之，蘇門的組合不是以地位、官爵、利祿為基礎，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等為前提，因而真誠而牢固，歷久而彌堅。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運中仍保持不斷，無一叛離，這是很不多見的。葉適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：
“初，歐陽氏（歐陽修）以文起，從之者雖眾，而尹洙、李覯、王令諸人，各自名家。其后王氏（王安石）尤眾，而文學大壞矣。獨黃庭堅、秦觀、張耒、晁補之始終蘇氏，陳師道出于曾而客于蘇，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，以為可及古人……”
葉適在文中以歐、曾、王、蘇諸門加以比較，指出蘇門諸君“始終”從蘇，而歐、曾門人卻“各自名家”，并未從一而終，還認為蘇門人才之盛超過以往。我以為原因之一即在于蘇門所奉行的多元性和多樣化的原則。
蘇軾豁達大度的性格魅力，鮮明濃烈的人文色彩，成了蘇門的凝聚劑。一個群體的聚合，其自由度越高，凝聚力也越強。蘇門所體現的獨立的政治操守，自主的文化人格和自由表達的追求，正是蘇軾本人還主要的文化內涵，是他在我國歷史上還突出的人文意義。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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